东陆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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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敬仰的袁嘉榖先生
发布时间:2015-04-07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著名彝族作家
袁嘉榖(18721937年),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袁嘉榖在云大执教十余年,是云南文化名人。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袁嘉榖的字,自创一体,世称“袁家书”。从封建王朝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教授,古今唯一人,天下亦唯一人,这便是袁嘉榖。 不知是文曲星不肯照顾,还是其它原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云南没出过一个状元。直到光绪癸卯年(1903年)大清王朝举行开国200多年以来的第三次特科考试(第一次是康熙举行的,第二次是乾隆举行的,第三次是光绪举行的),云南石屏县进士袁嘉榖先生考取第一名,称为经济特元。这比状元还稀罕,云南人为之扬眉吐气,特在昆明拓东路盖了一座状元楼(又叫聚奎楼)匾上写有“大魁天下”四个大字,以纪念袁氏的功绩。
袁嘉榖(18721937年),字树五,号屏山居士,学识渊博,对云南历史文献有重大贡献。他考取经济特元后,“奉派到日本考察政务和学务,兼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回国后,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等职,负责编译中西要籍与各科教科书。我国至今学校有统编教科书,当始于此。”(引自《石屏县志》)。
袁氏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时,用人唯贤、唯才,聘请全国有名的博学之士,如严复、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真是济济一堂。据袁先生回忆 :“那时,静安(王国维)如《庄子》说的木鸡一样,一言不妄发,一事不妄为,在编译局3年(丁未、戊申、己酉)所说的话没有超过一百句,时时在研究或写作。我看他人品很好,要他到总务司行走。
总务司是仕途要路,他人求之不得,而静安却对我说:别样不能,到部以来得先生优待薪水百两,足敷应用。至于日行公事全不相近,实只愿与光生编书,余愿足矣,王静安真是一个读书种子,世间少有。”又说“那时,学堂里缺乏暑假歌,我叫静安作一首,他即写了一首歌词:‘广庭寂寂日行天,参差树影圆。朝朝夹策学堂还,如今又半年。从此日,得休闲。迢迢一月间。北窗且自理陈编,清风入几筵。’静安还写了一首国歌,因为太长没有采用。他天天埋头于甲骨文研究,后来出版了《殷墟文字考释》、《史籀篇疏证》,发前人之所未发,真是石破天惊!”
  己酉年(1909年)袁先生调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行前编译局职员为他饯行,并以诗书画赠送,袁先生答谢他们三首诗:
七载京华友,临歧倍黯然。吟鞭疏柳陌,离酒早梅天。
山绿涤双眼,诗囊富一肩。群公同努力,景运中兴年。
最难离别处,百尺著书楼。徒有千秋想,翻成两地愁。
檐虚蕉月碎,窗小竹云楼。他日西楼上,应知旧梦游。
一卷图书一卷诗,春明饯别寄相思。
著书楼下新栽竹,留与来人好护持。
  袁嘉榖先生到浙江后大办学校,培育人才,一年余各种学校达 4000余所。浙江名儒孙树礼说 :“公至,锐意提倡,大如两浙师范学校犯难而整理之;小如简易汉字学塾捐廉而推广之,凡校长之不称职,学捐之有积弊,靡不立加惩创。逾年报告成绩,洋洋洒洒数千言。无矜情,无饰词,觉东西两浙学校皆勃勃有生气。”(引自《卧雪堂诗集序四》)由此可见他办学的成绩。
  孙树礼说的“两浙师范学校犯难而整理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该校监督夏震武满脑子封建思想。他走马上任时,要教职员学生按品级穿戴礼服拜迎。学校教务长许寿裳、教员周树人(鲁迅)等都是维新派,哪肯向他屈膝?他们和他辩论,夏震武理屈辞穷,横眉怒目,破口辱骂,全体教职员不堪忍受,一气之下一致罢教。夏震武一不做二不休,便撤去许寿裳职务。许寿裳和周树人等不服,即到提学使司控告。杭州一些学校同情他们,也一致罢课,闹得满城风雨。夏震武以为提学使会支持他,哪里想到袁嘉榖先生顺应朝流,遵循民意,毫不徇情,在接见许寿裳、周树人等教职员后,明白真情,即将夏震武撤职。以许寿裳、周树人为首的全体教员胜利了,浙江两级师范和杭州的一些学校随即复课,满城风雨立刻消逝,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杭州文澜阁是我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遭到破坏。袁嘉榖先生痛心之余,派人收拾保管,将破坏书籍补抄,整理,力求完整。并改建湖上行宫为西湖图书馆,网罗典籍,移《四库全书》于馆中,供人民阅读,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辛亥革命爆发,他毫不留恋地丢了乌纱帽,写了一首诗表现他的情怀:
尚有余生可读书,读残风雨岁将除。
梅花报道春消息,香在诗人旧草庐。
一般遗老遗少对革命是抱着敌意的,袁嘉榖先生不同,认为大清王朝被推翻后,祖国的春天就要来临,神州大地将是春意盎然,欣欣向荣。不料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内战连绵。他大为失望,在 60岁生日时尝自吟:花甲匆匆六十年,青毡一片幸依然。书诗寄托黄山谷,朝夕优游白乐天。他虽说“朝夕优游白乐天”,但并未忘却民生疾苦,而且不辞辛劳,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不要工资,义务讲学,十年如一日。最难得的是:1930年前后,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先后被捕杀。东陆大学第一班学生浦汉英,第五班学生李子坚,还有一中学生杨东明也被捕。袁先生知道后忧心如焚,寝食不安,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先后得到释放。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杨东明约我带着家乡的一点土产(豆腐干)去送他,哪知袁先生却坚决拒绝,他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一点豆腐干也算“货”吗?这未免太认真而有些固执了,可是两袖清风的袁嘉榖先生硬是不收。“我不能违悖孔老夫子的话。你们好好读书,对社会有贡献,那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袁先生爱护备至地嘱告我们。
杨东明心怀敬意的说:“先生,我不敢再麻烦您了,您的救命之恩,我全家人永世难忘。可否请先生写几个字给我留作纪念。”
袁先生即提起笔龙飞凤舞般写了一副对联给他:自古大才难为用,故国平居有所思。当时,国难当头,思什么呢?不言而喻,先生要他思考国家的危亡,民生的疾苦和救国救民之道。而不是要他做个书呆子,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有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古训。
学海无涯,先生尝谓要读尽天下有字书。但他不泥古,1928年我在东陆大学预科学习时,曾听见他讲道:现在宣传“五族共和”,我看中国的民族不止五族,据司马迁在《西
南夷列传》所记,仅西南夷就有几十个民族。司马迁称呼的“夷”,我看非恶名,是拿弓箭的人,是狩猎的人,可知“夷”人自古靠狩猎为生。到了三国时,陈寿就看不起土著民族称他们为“蛮”,“蛮”字从虫,“闽”、“蜀”也从虫,“玁狁”、 “獯鬻羌狄”从犬羊,都是大汉族主义思想作怪,不把土著民族当做人看待,这是不公平的。
在反动大汉族主义统治下,先生即有“民族平等”思想,可谓“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