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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方国瑜先生(上)
发布时间:2017-03-15
木 芹/口述 张昌山 木霁弘/撰文


方国瑜先生(1903-1983),字瑞臣,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著作等身,成就卓著,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

我1953年9月到云南大学历史系读书,直至1983年12月先生逝世,跟随先生30年,而今先生作古又近30年了。我大致可以说是前30年常侍先生左右,后30年也伴着先生著作并在传承先生学术中度过。如今我已80岁了,垂垂老矣,而先生的治学、言行,尤其是对我的教诲仍记忆犹新。

追随先生

我在丽江读初中时就已知道先生的大名了。丽江中学每届新生入校,老师都要告诉同学们,国立云南大学有一位出自我们家乡的大学问家方国瑜教授,他在北师大和北大都读过书,是丽江纳西族的骄傲,是我们读书人的榜样。当时国民政府选举“国大代表”,先生作为纳西族的知识精英,受到丽江地方的推举,希望先生多为丽江百姓说话。还在上世纪40年代,先生的事迹便在丽江流传,先生的形象也就定格在我心中。

1953年秋天我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与先生的师生缘。

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在入学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和杨世强、李近春、和世杰等同学一起去拜望先生。先生住在云大北院的一幢两层楼红砖房中。那时,先生刚进50岁,着中山装,清瘦但很精神,一位地道的学者形象。先生知道我们是丽江来的学生后,非常高兴,得知我和李近春读历史系更为兴奋。先生与我们讲纳西语,说丽江事。先生听说我们高中班17人就有7人考上大学,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先生谈及他20岁负笈北京读书之事,勉励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他让我们多去图书馆,特别要去藏书丰富的省图书馆,还说要给馆长打招呼,为我们提供方便。

听到先生的乡音,得到先生的指点,我们这些初到昆明的纳西学生有了一种心灵的依靠。

一年后,云大历史系建设“民族史专门化”,先生先后开设《云南民族史》、《云南史籍评述》、《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先生授课精辟深刻,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各种史料信手拈来,每堂课都是一顿学术大餐。记得先生在讲“史万岁南征之石门关”时,所引用的大部头史籍就很多,如《新唐书》《旧唐书》《太平御览》《隋书》《唐会要》《云南志》《滇略》《册府元龟》《读史方舆纪要》和正德《云南志》等等,其辨析《云南志》樊绰、向达之误,严谨翔实,不欺不妄,进而指出其地在姚安县普淜与沙桥之间,或以英武关为大石门。我们深为先生渊博的学识尤其是考据之功力所折服。

真正听懂先生的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则要做足“功课”,也就是要以阅读大量的史料为基础,否则听起来就天马行空,如坠云雾。再者,先生生于丽江,长于丽江,一口“纳西汉话”,只有三个调,所以听先生讲课往往要有一个适应阶段。有一次先生给我说,他过去讲课,开始时听者甚多,座无虚席,而学期终了,听者寥寥。讲《云南史籍评述》,最后听下来的只有马曜、缪鸾和、马开樑等几位了。先生很幽默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纳西说汉话。”所以,先生要我们学好普通话,以利于教和学。听先生的课,我的体会是功课做好了,适应了先生的口音,那真是一种学术享受,受益终身。

先生既教给我们知识,更训练我们做学问的功夫。在讲《云南民族史》时,先生提到较多的是《史记》。他认为司马迁是一位真正的史学大家,是一代宗师,要我们多读并精读《史记》,并要我抄写《史记》。先生认为,读书十遍不如抄书一遍,抄书能加深记忆,在抄写中比对和领悟;抄书也是在积累资料,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颇有帮助。我按先生的要求做了,抄写过《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著作,深切体会到这些“抄功”的益处,尤其是在先生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工作中得到最好的印证。《云南史料丛刊》的史料都是先生和我们几位一字一句抄出来的。抄书是笨功夫,但做学问就是要有笨功夫,任何取巧都是不成的。在做《云南史料丛刊》时,我和徐文德先生等人,每做好一部分,就念给先生听,他不断提出问题,要我们进一步修改。最后的誊清稿,先生虽然看不见文字,但总要用手摸一摸厚度,以测量我们的工作成绩,足见先生是怎样的认真。

195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云南民族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正努力学习俄语,准备留学苏联。适逢先生要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相当于今天的硕士生,仿苏模式四年制),先生要我报考,我考上了。我和傣族同学刀永明是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自然成了先生的入室弟子。

师承名家

先生之学,师承名家。据我所知,他在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等方面的学问,多师从章太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诸先生。而“启发教育,稍知读书门径”则得益于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几位先生。先生在北师大和北大求学期间,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小学”功底。作为边地省份的学生,在古都北京,眼界豁然开朗,而老师皆为一代鸿儒,他们的学识、人品、思想与气质都深深地烙在先生的脑海里。在此期间,先生在读书的同时亦开展学术实践,完成了《广韵声汇》《隋唐声韵考》《慎子考》《说文声汇》《释名声汇》等多部著作。

先生传统史地之学的老师是陈垣、杨树达、梁启超诸先生。方先生在多种著述中都说到陈垣先生对他的栽培,师生感情深厚。过了半世纪,陈先生的关门弟子刘乃和先生到云大和方先生相聚时,亦每每说起陈先生和方先生的师生之谊。陈先生的名著《明季滇黔佛教考》的一些资料便是方先生帮助收集的。梁启超先生也很器重方先生,给方先生指点与关怀,方先生结婚时梁先生书写对联祝贺,先生一直珍藏这份厚礼。

在“滇学”研究方面,先生深受袁嘉谷、李根源、周钟岳、方树梅、赵式铭、由云龙诸前辈的影响。他应邀参加了《新纂云南通志》《永昌府文征》等大型著作的编纂工作,用心用力,贡献卓越,并在“滇学”领域崭露头角。

等身著作

追随先生30年,知先生学问之大。而博大的学问是建立在持之以恒、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之上的。先生长年累月每天读书做学问达12小时以上,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云南晚清、近代以来,学术大家不断涌现。先生秉承前贤优良的学术传统,在长达半世纪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及理论构架,同时具备了自己的治学方式、学术气象、著作品性和学者操守。《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纳西象形文字谱》《彝族史长编》《元代傣族史料编年》《云南地方史讲义》及《云南史料丛刊》,还有200多篇影响深远的论文,总字数达1500多万字,真难能可贵!虽然先生曾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且从上世纪60年代起眼疾加重,直至丧失视力,但先生仍取得累累硕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极强的抗干扰能力、乐观的精神状态也是先生在特殊年代所具有的品性。

“目录学”是方先生确立其重要学术地位的专门学问。《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先生在该领域的代表作,为撰写这100多万字的著作,用时50余年,终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为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目录史料基础,也是中国史学在地方史研究中的标杆性成果。

先生认为,目录学好比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去认识不同的店铺行当名目,一旦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就可以准确无误的去买到所需之物;目录学也有点像中药铺的药柜药盒,把每一味中药放在不同地方,就可按需索药,终不会抓错。目录学在中国古代是一门源远流长的传统学问,与版本、文字、音韵、训诂、文献等学问是兄弟。先生曾让我细看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认为这是目录学的必读之书。的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余嘉锡先生所依的治学之本。余先生是方先生的老师,陈垣先生对他也很推崇,曾为《余嘉锡治学杂著》写长篇序言,给予高度评价。至今我仍保存着方先生送我的余嘉锡先生所撰《四库提要辩证》一书。

先生历来认为,历史地理是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门重要功课,并花费了很大精力从事史地之学的研究。先生的百万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是研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煌煌巨作。先生对中国西南历史地理沿革可说是了如指掌,郡名、县名乃至一个站赤的沿革都能娓娓道来。方先生对中越边界的历史沿革研究极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亲历考察,做了长期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很多著作和论文中进行阐述。因此,云大地方史研究室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特别重视。先生的史地之学源于极强的国家情结。云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备受英、法觊觎,民族危机日甚,方先生放弃在内地的国学研究,转而主攻边疆史地之学,并参与云南界务的交涉。方先生不止一次同我谈到,纳西族从来就有维护国家统一之心。明代木氏学习汉文、写汉诗,清代顺应历史潮流,兵不血刃完成改土归流,这些都是纳西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意识。方先生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中有一著名的论断:“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民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先生之言,彪炳史册!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家组织学术力量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生作为西南组的负责人,参与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云南大学尤中、朱惠荣二位也一起参与。在编绘南诏大理地图时,方先生和主编谭其骧先生发生了学术争论,此事方先生和我说过多次,在谈到《中国历史地图集》云南部分时,说了“死不瞑目”的话。我想,这是先生的遗憾。谭先生的弟子葛剑雄在他的一些回忆老师的文章及书中,也说过这件事。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应该会逐渐明白其所争论的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