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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云大的天助情缘
发布时间:2015-10-22
我与云大的天助情缘
云南大学深圳校友会会长 深圳市南油集团原副总经理 黄思垠
1968年的冬天,我的故乡安徽淮北,天气异常寒冷,足有五、六十公分厚的大雪,像一床洁白的棉被把整个淮北大地盖得严严实实。我这个所谓的初中在校学生,整整背了两年毛主席语录,参加一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活动,什么文化知识课也没上过一天。我不但“老三篇”、“老五篇”会背,连毛主席语录“红宝书”260条全能倒背如流,熟烂于心。还因此被评为安徽淮北濉溪县一九六八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第一次进县城竟是参加“积代会”。当时渴望读书,然而对前途一片懵懂。当一九六九年春天来临时,征兵工作开始了,得到消息后我兴奋不已,几乎是赤脚踩着刚刚化冻的冰凌跑到镇上报名。因怕年龄小不接收,故意虚报了两岁。在文化程度一栏还大言不惭地填上个初中。(到了部队才知道,这个“初中”还真让我受益,就这点文化还成了连队的“秀才”。)那一年来我们地区征兵的兵种、军种很多,但我哪懂这些,就知道凡是当兵就是扛枪训练打仗。结果自己当了个工程兵。
19719月,我们部队在四川执行“三线”建设任务,那时我当班长。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我们部队参加抗美援老,去老挝执行任务。一下子整个部队都沉浸在莫明的亢奋之中。军令如山,一周内我们从四川开拔到昆明,接受为期二个月的出国前集训。可万万没想到在昆明的驻扎地竟是四所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工程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师范大学。那是“文革”中期,当时云南的各所大学均未复课,校园内、教室里都是空空的。军用卡车把我们连拉到云大,按照安排,我们连全部驻扎在会泽院,我们班就驻扎在会泽院最东边的那间教室。铺好铺板,整理好背包,我带领全班开始打扫周围的卫生(这是部队传统)。当兵几年都是钻山沟,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方!会泽院是一幢典型的法式建筑,富丽堂皇,校园内的花圃,虽经动乱,有些荒芜,但也是第一次见到的美丽,简直不敢想象,这就是我儿时梦中的大学殿堂吗?这些念头当时只是一闪而过,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机会了。在云大会泽院二个月的集训,出于纪律上的要求,也由于疾风暴雨似的动乱刚过,教职工们仍心有余悸。我们接触不到任何人,不知道谁是大学教授,认不出他们长什么样,只是每天早上我带领全班在周围打扫卫生时,偶尔有人站在远处看着我们。我们学习讨论都在会泽院最东边,也就是大钟楼旁边的小花园里,集训在云大操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操场。全营作为一个方队在里边都可以集中训练了。也就是在这次的集中训练中,我领会要领准确,动作规范,表现突出,在临出国前,我被提升为排长,当了干部,那年我十九岁,这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恰巧是云大会泽院、云大操场为我见证了那一刻。
197111月中旬,我们连作为先头部队乘坐四辆军用卡车一路颠簸了整六天才从昆明到达边境基地勐腊县的尚勇。在这里我们换下了军装,穿上特制的蓝灰色服装,对外号称为718工程大队,出国了。当汽车把我们载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实际已经进入老挝原始森林),我们留下三分之一的人就地驻扎,看守装备。我带领其他战士除背包外,每人一把砍刀、一块塑料布(晚上睡觉用)、一袋干粮,徒步前进。在茂密的荆棘丛生的原始热带雨林里,要奋力砍出一条路,人才能过去。真是披荆斩棘!一个下午,我们大约前进了十多公里,在南塔河边上搭建临时宿营地。其实很简单,把周围的杂草树木砍倒一些,每个人将自带的一块塑料布用绳子系在周围的小树或竹子上,就成了当天的“房子”。热带雨林的夜虽不冷,但露水很大,没有这块塑料布的话,衣服、被子全能湿透。第二天我们继续前进,留守的小分队会派出十几个人沿我们开辟的小路运送给养。一个多月之后,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安营扎寨。所谓的“安营扎寨”基本上是以一个连为单位,驻扎在指定标位上,从国内运来了油毡,就地取材搭起临时毡棚。那时敌情还很复杂,经常有美国侦察机出现,还有少量美、蒋潜伏的特务,夜里四周野兽嚎叫,山上的野猴子特别多,噪音大。对于我们这些从北方平原来的人来说,心里确实有些恐惧。有的战士晚上不敢睡觉,站岗时吓得小便失禁。那时我要安慰战士(其实许多战士年龄比我大),睡觉时我睡外边,让胆小的睡中间,站岗的时候改两个人值班。其实恐惧来自无知,慢慢地大家对环境熟悉了,恐惧也就没有了。
正当我要在抗美援老任务中建功立业之时,19723月,我接到部队政治处的通知,选派我立即回昆明,去云南大学读书。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么可能让一个在老挝前线原始森林里的工程兵战士去云南大学读书?那份入伍志愿书上填的虽是“初中”文化,可真正的初中文化课我都没学过呀!开什么玩笑呀!可政治处刘副主任非常认真、非常殷切地对我说:小黄同志,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部队三千多将士只选派你一个人去读书,是部队首长对你的信任,也是你个人的光荣,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些话语如雷贯耳,我终生难忘。
在踏上回昆明的路上,我又兴奋,又忐忑。不知道大学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能否适应?我能学懂吗?带着一大串的疑惑和未知,我踏进了这所想都不敢想的云南最高学府,我的人生殿堂——云南大学。
可能是部队作风的原因,还是我当时走的急切,到了云大中文系我是第一个报到的,系办公室负责接待的李老师和工宣队的杨师傅像接待亲人一样,领我到宿舍安排好住宿,又带我到食堂就餐,帮我买好饭菜票,真是热情备至。大约一周后,同学们才陆续报到。军代表宣布分配教室准备上课了,中文系在会泽院东教室。天啊!有这么巧的事吗?这不正是三个月前我们班驻扎过的那间教室吗?如今我竟然成了这间教室里的学生,是机缘?!是巧合?!是天意?!当我兴奋异常地走进教室的时候,虽然教室里摆满了整齐的桌椅,我一眼就认出三个月前在这间教室我的铺板摆放的地方。我满怀深情地环顾整间教室,她的每个角落我都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甚至窗户玻璃上“文革派战”时留下的一个弹孔,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的云大已经有五年没有新生入学了,我们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新生,而且还带上“工农兵”的头衔(那时这三个字最光荣),自然成了宠儿。我们班共有六十个同学,中文系老师大概有三十多个。每个老师对我们都热情关怀,经常晚上到宿舍看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整个氛围非常团结,融洽,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老师面前我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那么稚嫩,那么无知。当老师们在台上传授知识时,当我迈进学校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时(那时的中文书籍管得很严,很多列为禁书,只能在资料室翻阅),就像进入了知识的海洋,我贪婪地读啊!看啊!有时一呆就是一整天,拚命的抓紧时间补充“营养”。老师也看出了我的“老底”,有时单独给我补课,像张文勋老师、吴敬仁老师、张耀庭老师等,他们都是我的引路人。我们和老师很快就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有的日后还成了诤友,如岳文志老师。我不记得当时傅懋勉老先生得的什么病,住在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时需要输血,我和同学们连夜跑去医院,个个争着给傅老先生献血。吴敬仁老先生是个只会读书做学问的人,可又偏偏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大雅和小雅,每天要买菜做饭,又当爹,又当妈。有些女同学就去帮他做饭,收拾一下家里的卫生。更有趣的是岳文志和李煜华夫妇成了我的好朋友,隔三差五的约我们几个兵哥去他家包饺子。一般从下午二点开始,剁肉、擀面、生火三大工程费时约两三个小时。现在说了没有人敢相信,两位老教师家的“厨房”,设在一个木楼梯的斜角下,右上角一个大窟窿,雨天没法进人。所谓的“厨房”里几乎没有一件合适的家什。剁肉用的一块砧板,缺了一个边。一把菜刀钝得别说切肉,砍手都不会出血,每次我都要在周围的地上捡块砖头擦磨半天才能用。没有擀面杖,就用汽水瓶替代。最痛苦的是生火,一个冰冷的泥巴烧制的蜂窝煤炉子,没有引火柴,要去校园内捡些干树枝,找点旧书、报纸,一把破扇子得不停地使劲地扇。好不容易饺子包好了,水也烧开了,下锅煮吧,可以享受美食了。岳老师家五口人,加上我们两三个同学,七八个人吃饭,又折腾了大半天,谁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怎么也得煮三大锅才够吃。正在高兴着呢,煮好一锅,毎人吃上一碗。等煮第二锅时火力又不济了,又要加块生煤,再不停地扇火,直到七八点钟,大家终于都吃饱了,也都累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才叫真正的“享受”生活啊!
在云大三年多的学习生活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云大啊!会泽院啊!现在我终于明白:是什么让我对您的感情如此深厚,让我终生梦绕魂牵!
编者按: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前往深圳创业的云大人越来越多。大家在一起聚会畅谈时,深感有必要成立一个云南大学深圳校友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筹备,19956月,深圳校友会正式成立。而为大家所熟知的,极具亲和力和号召力的黄思垠已在深圳打拼多年,当时已成为深圳南油集团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在校友们的一致推举下,成为了深圳校友会第一任会长,挑起了这副重担。这一干就是20年!在这20年中,黄会长凭着对母校、对校友的深挚情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深圳校友会的健康发展、壮大倾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