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校友情怀 > 正文
校友情怀
此情可待
发布时间:2015-11-09
——一个云大学子的人生片断
云南大学深圳校友会理事 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 吴剑林
1997712日,昆明下着毛毛细雨,天气格外清新凉爽。我和我的弟弟及师弟张邦卫(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一起围坐在我的导师杨振昆教授家那狭小的厨房里吃着火锅。这是我离开昆明的告别宴。记得当时,导师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一些做人的道理和善意的提醒,同时希望我到新的工作岗位能够干出成绩。其殷殷之情、切切之语,我至今难忘。吃完饭后,我便赶乘飞机来到深圳,在一家航空公司给总经理当秘书。一年以后又跳槽到了深圳媒体当记者、编辑,直到现在。
屈指算来,离开昆明和云大已经18年了。18年来,母校无时无刻无不萦绕在我的心怀。期间,我也因事出差或旅游专程回过母校几次,再次感受过导师和其它老同学的热情,也曾到北院的老研究生楼再次徘徊、感受、追忆。作为母校1994级硕士研究生中的一员,尽管毕业后成绩平平,毫无建树,但对母校的那份情怀,对恩师、对同窗的那份真挚情感却长留心中。至今,我还保留我们这届138名同学(含10名博士生、留学生)的花名册。去年,我的新书《此情可待》出版时,我也特意将毕业留影收录其中。同时,我还保留了好几份到云大读书前和毕业后,老师、同学给我的信件。
我更清楚记得199491日晚,我从家乡湖南坐166次火车第二次来到昆明(第一次是413日的入学前面试),在云大中文系开始了三年的脱产研究生生活。应校友总会之约,今天再次反思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将《此情可待》中我的自叙献给我亲爱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
我出生于19665月“文革”爆发的当年。作为深圳特区的一名记者,反思过去,我非常感恩上世纪八、九十时代,感恩“改革开放”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巨变。虽然自己工作做得不够,没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服务社会,更多地为时代“鼓与呼”,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自己一颗坦率、真诚、善良的心却从未改变。
我曾经三次走进大学校门,从农村到小县城,再到省城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所从事的职业,无非就是老师、秘书、记者和编辑而已。参加工作后,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的人生态度基本上是“一半清醒一半醉”。向前走,也往后看。
家园
“修身、齐家”,每个人都想有个温馨而又幸福的家。这个家,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和心灵层面的。
记忆中,搬过无数次家,特别是1997年来深圳工作之后。虽然我也去过很多地方,但称得上“家”的只有三处:老家农村、湖南东安县城和深圳。
我的老家在湘南永州与湘中邵阳交界的一个小村庄(原属零陵地区东安县,1960年在此建金江水库,1980年划归邵阳县管理,1984年改乡),名叫枇杷铺(现名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或邵阳县金江湖)。这里山清水秀, 现正在开发旅游。
我的曾祖父吴江南,曾任民国议员,县参议员,是附近小有名气的“秀才”,他继承祖业,置田买山,家资殷富。他生子有五,祖父吴宏琴居四(大家庭中排第六,又称“六爷”)。祖父曾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一辈子行医,兼营田产,做过家乡吴氏宗族族长。祖父的哥哥、我的五爹吴铠琴(大家庭中排第五)是抗日民族英雄(湖南省东安县志、邵阳县志均有记载)。祖父生有子女八人,四子四女,父亲吴才藩居七,也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父亲生于193910月,尽管全国解放时他只有10岁,但因“地主子女”、“反共救国军”分队长这顶帽子,在土改和“文革”中多次遭到批斗、吊打,身体受到极大伤害,以致40岁左右就开始经常跑医院。因其如此,我很小的时候,家中穷得只有一间泥砖房,我在这读完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198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移居到了县城。
说实话,小的时候很少能感受到家乡的美丽和质朴,除了物质的贫穷落后,生活的艰辛(红薯、稀粥是主食,捡柴、挑水、扯猪草是主要功课)外,更多的是被人辱骂和殴打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与痛苦,甚至在很小时候差点因误食野凉薯、被人强按进水渠而丧命。尽管造成这一切主要是时代原因,但因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我性格的形成。
记得我是1980年不到14岁就离开父母到外读书,基本是一、两周回次家,步行20公里带些米和腌菜回校。1981年初中毕业,考入湖南省重点中学——东安一中,一年后,因家父生病、经济困难以及家乡行政区划等原因,转入离家很近的邵阳县二中文科37班就读。1984年考入大学。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家乡一所县城中学当老师,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在教室里面且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
在湖南省东安县县城,我呆了7年,做了7年的中学教师,直到1994年我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脱产攻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东安的七年时光,我结婚生子,工作生活,居住空间从一间小房到后来的两间,1990年结婚时在老家订做了一套家俱,买了台减价的彩电,过上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过渡。19948月底前,我离开东安去昆明报到前,办理工资及干部调动手续时,所有工资(含津贴)合在一起是347.8元。
1997712日,第一次坐飞机来到深圳,很快被人接到离机场不远的一家航空公司,住进了一间带卫生间的小房,开始了很不适应的“吴秘”生活。不到一年,我就选择了“跳槽”。
19987月至今,我一直在新闻单位工作,而且一直在一线当记者,跑过文艺、社会新闻,也跑过公安、交警、城管、地铁等部门,然后做驻区、驻街道、乃至驻社区的记者,与百姓交朋友,为百姓鼓与呼。
在深圳,最令人难忘的可能就是搬家的经历。屈指算来,自己至少有过6次这样的经历,有次是直到晚上9点,连搬的地方都没找好。
真正有一个温馨的家,是来深圳工作4年之后才实现。如今,终于有了房,有了车,有了自己最终的归宿,深圳也就成了自己真正的家园。
梦想
我的人生梦想归纳起来:10岁前是平等梦,18岁前是大学梦,参加工作后是记者梦。
小时候,因家庭出身等原因,在外受到同伴欺负,回家受到父母责骂,我唯一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读书。1973年春节过后,我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到村里小学去读书,记得启蒙老师是邻村一个名叫陈代灿的老先生,第一个学期我就考了语文96分、数学100分的好成绩。那时上学很轻松,只有语文、数学、政治三本书,大部分时间在搞劳动、上体育课,读书不是主要任务,背毛主席语录、写大字报“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却是主要功课。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第一次被评为全校学习标兵,戴上了大红花,得了一支黄绿色的钢笔,第一次感觉到了扬眉吐气。1981年,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重点中学——东安一中124班,一年后,转学到离家较近的邵阳二中高37班。
说实话,18岁之前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个好大学,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八十年代,那是比什么都值得荣耀的事情,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苦孩子,意味着“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吃国家粮,还是吃农村粮?”。遗憾的是1984年的高考,自己因为过度紧张,只考取湖南科技学院(原零陵师专)中文系专科23班。
在大学,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86年,在学校组建“法学社”,当过社长,与同学一起编过《剑与盾》的小报。很感恩八十年代这个伟大的时代,尽管自己没有考出水平,但能走出农门,且读大学不仅不要缴学费,而且国家还有生活费、奖学金,真幸运!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由国家分配工作,这对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
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一所县城中学——东安县白牙市镇中当老师。也许是感觉到了自己知识的不足和发展受限,1990年新婚不久,我考取湖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1994年,脱产考取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标志着自己人生最大一次转折。记得当时读研,整个云大的研究生(含博士研究生)不到300人。
云南大学中文系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名师辈出,李广田、刘文典等名师闻名遐迩,张文勋、赵仲牧、杜东枝、杨振昆、孙钦华、谭君强、张国庆、金丹元等名教授先后给我上过课。我直接的导师、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杨振昆教授与我情同父子。读研三年,我如鱼得水,也是我人生最愉快的三年。研究生毕业时,我总结自己,有四大收获:一是在同年级各专业研究生中,我是在各种刊物中发表文章最多的研究生之一,初步统计共有68篇(其中论文和理论文章共有25篇);二是获奖最多,有全国、省级和校级15次,两次获得学校最高奖学金和云南大学日本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励基金;三是读研期间我除了认真完成功课,还通过获奖、写稿、兼课等挣了近两万元收入;四是在学校入了党,政治上有了进步。因为有这些成绩,19971月,我来深圳参加大学生供需见面会时,很快被深圳航空公司选中,顺利来到深圳(当时还放弃了到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做公务员和到湖南省高校当大学老师的选择)。与10年前读大学一样,我读研究生时不仅不用缴费,而且还有生活费和其它各种收入。
1997713日,我到深圳法制报专刊部工作,主要采写社会新闻,工作虽然苦和累,但我干得很开心。除了在南山区记者站当过站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线做调查记者,所采写的新闻自己也记不清楚有多少篇和多少万字了,但我很自豪自己的主要工作是为普通百姓、为打工者、为社会正义“鼓与呼”。2006413日,报业集团总编辑兼特区报总编辑王田良通知我到特区报宝安新闻部上班。200711月,我被深圳特区报聘为首席记者。20117月,从特区报记者站调到总编室工作至今。
当一名记者是我从小的梦想,尽管由于自己能力和经验有限,没能写出很有影响的新闻稿件,但我对记者职业的热爱却发自内心。随着年龄变大,精力有限,我常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痛苦。
亲情与友情
50年的人生历程让我明白:一个人只有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活得真实,活得坦然,才是最幸福的。
我的父亲不止一次地与我聊起:我生逢其时,如果早出生几年,因家庭出身,我连中学都没得读,更不用说考大学和改变自己命运了。我特别感恩八十年代这个伟大的时代!19791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为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将地富子女成分改为公社社员......从此,他们的子女,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享有与同辈人一样的平等身份和权利。记得我在学校看到报纸新闻时,马上把报纸“偷”了出来,欣喜若狂、一路狂奔拿回家中给父母去看。
作为性情中人,这样的心境和经历我也只有屈指几次:1987年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领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1994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1995年儿子出生和2013年女儿出生的时候。一个人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个人的奋斗,但也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更离不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文革”十年,我的堂伯父、五爹吴铠琴之长吴芝华1968年在家乡批斗会现场被活活打死;父亲和伯父因为多次批斗身体致残;外祖父从大学老师下放到老家农村放牛;舅舅妻离子散,忍受一辈子的伤痛。因此,一个人的苦难也是时代使然,是一个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
如果有人问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自己感到最在意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事业加亲情、友情、爱情。我的成长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朋友的帮助,很多时候是亲情和友情才使我渡过难关,“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读小学到研究生毕业来深工作,我的朋友圈主要还是同学、老乡和采访时认识的各色人等。我对所有朋友都是真诚以待。他们中有人从政、有人从教、有人经商,也有人在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工,还有人依然在农村建设家乡。当自己的同窗好友飞黄腾达,有人从政,官至厅级,甚至做了“一方诸侯”时,我会从内心祝福,既不“媚”,也不“妒”;有人一心一意做学问,在大学当了教授,甚至特聘教授,或者博士导师时,我会从内心佩服,虚心向他学习;有人在中学继续教书育人,做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同样觉得他伟大;还有人在建筑工地打工、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为了拖欠的工钱找我求助,或者在农村继续新农村建设,只要有需要找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不遗余力,尽最大努力去帮他们。
帮助过别人的事要学会忘记,别人帮助过自己的事要一辈子铭记。小时候因为家穷,从读小学到高中,我的外祖父和舅舅、我的二伯父都给过我很多帮助。现在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当邮递员把舅舅寄给我读书的10元、20元汇款单送到我家时,我的兴奋与激动;1982年因为父亲生病、家里要我回家种田,绝望中外祖父给我寄来学费,叫我转学到离家较近的邵阳县二中求读时,我的欣喜与希望;1984年高考第一天由于过度紧张,就想放弃,来年再考。我的二伯父从广西打工工地赶来学校给我支持时,我的感动与振奋。还有小时候给我最多无私之爱、命运坎坷的我的外婆,每次回老家农村,我都要去她坟头拜上三拜。
对于教导过我的老师,我感恩他们的教导与培养。我也感谢一路相伴的同学、好友,我们有些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甚至比兄弟还亲。同学中很多人已经是社会的栋梁和精英,他们是时代的骄子,在不同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每次出差或到外地,我都会碰到很多同学,都会被浓浓的友情所包围。“朋友一生一起走”。我真诚地祝福我的老师身体健康,安享晚年!祝福我的同学和校友事业发达,幸福安康。
作者简介
吴剑林,19665月生于湘南永州与湘中邵阳交界的一个名叫枇杷铺的小山村,三进大学,文学硕士,当过中学、大学老师,兼任过大学生班主任,做过秘书,更多的是在深圳报界谋生。
19977月,香港回归不到半月,即从昆明来到深圳报到,19987月入职原深圳法制报当调查和跑线记者,后被任命为南山记者站站长。20064月,到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工作。200711月,被聘为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20117月,调到总编室工作至今。与文字打交道、靠文字谋生将近20年,作品主要散见《深圳特区报》、《深圳法制报》;《云南日报》、云南《春城晚报》、《云南社会科学》、《云南学术探索》、云南《边疆文学》;上海《青少年犯罪问题》;四川《当代文坛》;湖南《潇湘文学》、《长沙晚报》、《永州日报》等。1999年主编过深圳大学成人教育系列教材《公文写作》。作品集《此情可待》(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48月出版)。